判断题 版样是指编辑在完成设计版面的准备工作后，在旧报纸或版样纸上画出的事先设计好的报纸版面。它是具体体现编辑的组版意图的蓝图。版样确定后，激光照排室就可以根据这张蓝图进行组版工作。画版样要求准确、清楚、迅速。准确是所画的版面大小和稿件的实际篇幅相符。如果两者相差很多，拼版就很困难。清楚是要把组版意图，包括各个细节都在版样上交代清楚，使拼版工人一看便明白。迅速是小能延误出版时间。版样一般是按照如下次序进行的；①先安排重要稿件，后安排次要稿件；②先安排长稿件，后安排短稿件；③先安排辟栏、专栏、围框新闻、图片，再安排其他稿件；④先安排版面的四角，后安排版面的其他部位。

判断题 记者在使用权威消息源时，可以完全信任，不用再次核对。（×）

判断题 判断报道是否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的一种重要依据是，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

判断题 传播效果：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是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对受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它具有双重含义：①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说服性传播是指通过劝说或宣传来使受传者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活动，这里的传播效果，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②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判断题 非线性传播：非线性传播：不定向、不定时、不定路径，可自主选择、即时反馈

判断题 民用数字相机既可以照相又可以摄像。

判断题 试述国家对新闻媒介的管理：（1）国家对媒体的管理理念基于传媒业具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这是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的共识。（2）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需要考虑国家、公众和传媒业三者利益的平衡。国家利益首先是指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公众利益又称公共利益，包括公民知情权、表达权、普遍服务原则、公正原则以及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的维护等。传媒业利益主要指法律所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传媒业的经济利益。国家、公众、传媒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贯穿着国家对传媒业管理政策调整的动态过程，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在确保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再考虑传媒业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何种新闻体制，无论何种媒体所有制，媒体具有公共性进而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都得到一致认可。（3）国家对传媒业的管理，一般包括几个层面：①市场准入层面的管理，就是出版、播出的许可证制度。在绝大多数西方各国，纸质媒体的出版无须审批，只有广播电视必须获得许可证，并有一定期限，到时申请延期。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出版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都需申请许可证。②内容层面的管理。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刊发某些内容，比如煽动暴乱、泄露国家机密、侵犯隐私、侵权等。对广告的刊发同样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各国政府还有特殊规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广播电视播出的内容有严格规定。最著名的莫过于“公正原则”，即在1999年修正案中规定“为有关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相互冲突的观点提供对等的讨论机会”。还有保护儿童的原则，《1996年电讯法》规定：所有电视机都必须植入“V芯片”以便家长可以通过遥控器将少儿不宜的镜头滤去。③结构层面管理。对传媒结构层面管理最主要手段是各国出台《反垄断法》，严禁几家媒体公司垄断全国媒体市场，保护公平竞争，保持观点多元。美国《1996年电讯法》大幅放宽了媒体公司市场占有率，但规定任何一家媒体公司电视覆盖率不得超过35%。（4）从世界各国媒介管理实质看，管理手段都是法律和行政兼用，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商业化运行的体制，一般是以法律手段为主、行政调控为辅；以欧日为代表的双轨制运作体制，一般是法律手段和行政调控并重。比如，在英国，一方面英国议会对广播电视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广播电视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性作用。很多政策直接影响到节目制作层面。以中国为代表有限商业运作体制近些年虽然不断强调要依法管理媒体，但目前依然显示行政调控为主，法律为辅。